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落实中央要求，相关部门聚焦重点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快补齐短板，确保重点企业稳定生产和物流畅通，各地加快补链、延链、强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注重挖掘增量政策空间，聚焦薄弱环节精准加力，为工业经济稳定恢复增强动能。
千方百计稳生产
一段时间以来，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保供成为重中之重。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为了确保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的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工信部指派专员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物流、用工、原料采购等困难，保障企业生产不断、供应稳定。
各地各部门将工业经济稳定恢复放在重要位置，及时出台系列举措，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指导企业应对疫情冲击，实现稳产达产，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供应保障，振作工业经济。
多地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全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比如，江西省通过建链、畅链、保链、强链、护链“五链合一”，招大引强做好“建链”，产销对接做好“畅链”，精准施策做好“保链”，创新引领做好“强链”，政府推动做好“护链”，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青海省西宁市统筹推进产业链“链主制”+重点企业“包保服务制”，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落地，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千方百计稳生产、保运行、促发展，以点带链、以链带面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当前，各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主要措施包括，提升产业链重点企业的保供能力，通过白名单等方式，全力支持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保障货运物流畅通，推进跨区域协同，疏通供需卡点堵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数据收集和信息共享，主动撮合供需，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说。
抓住关键补短板
2022年12月31日，被誉为“争气机”的首台国产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首次点火成功，标志着东方电气集团历时13年自主研制的该燃气轮机向商业化运行又迈出重要一步。
近年来，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但也要看到，我国产业链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在一些领域总体表现为‘缺芯少魂弱基短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室主任付保宗表示，特别是在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及机载设备、关键材料等重大基础领域，由于技术门槛高、产业化难度大，“卡脖子”风险日益显现。同时，基础研究积累薄弱，原创性成果相对缺乏，一些产品研发与应用脱节，前沿技术产业化能力不足，产品开发成功率较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如果说千方百计稳定企业生产是当前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重点，那么补短板则是着眼长远的必经之路。
“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要分兵突围，多向发力。”付保宗认为，首先，要探索市场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支持探索以下游重点需求用户为主导，建立上下游、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市场化技术攻关联盟组织。其次，针对一些竞争性领域的产业链短板环节，动员各类市场主体开展研发，鼓励新型研发机构探索新型组织模式，支持构建多种形式产学研用共同体。
“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聚焦重点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快补齐短板。针对关键环节‘卡脖子’、新增长点支撑不足等结构性制约，推进补链强链，加快培育新动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培育激发新动能
没开灯的厂房里，传送带不停运送着零部件，一部部手机接连下线，几乎看不到工人……2022年，小米北京亦庄智能工厂一直处于开足马力的状态，生产了上百万台高端智能手机。厂长周毅介绍，通过对产线的不断优化改进，目前小米工厂已将200多道手机生产工序的自动化率提高到75%，相比传统产线生产成本下降超20%。
付保宗表示，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制造业发展模式，加速提升产业效率，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工业增长创造新动能。要落实好“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等扶持政策，进一步激发工业企业开展新一轮技术改造的动力，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因物流不畅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问题将大幅减少。来自外部的技术、产业和贸易限制可能成为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赵刚说。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李义介绍，江苏正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产业体系，将更多要素资源投向先进制造业领域。福建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翁玉耀表示，已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推进140个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项目建设，召开产业数字化转型晋江现场会，推广先进典型示范标杆。
“我们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定信心决心，聚焦自立自强，统筹发展和安全，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说。（黄 鑫）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