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互帮互助，多地动员带药返乡、号召社会捐赠余药******
农村地区药品短缺问题该如何缓解？
日前，昆明市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城乡基层党组织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动员城乡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抓好新阶段城乡疫情防控工作。
这份通知提到，建立互帮互助机制方面，村(社区)党组织要动员党员带头互帮互助，街道(社区)党组织要动员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且春节回乡的居民，把家中与新冠感染相关的剩余药品带回农村等。
通知还提出，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应对郊县、农村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传播，以及春节前后可能出现的第二波高峰和重症高峰上，重点关注农村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全面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
澎湃新闻注意到，稍早前，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从江县、黄平县已相继发出倡议书，号召社会家庭回赠治疗新冠疾病余药。
从江县倡议书写到，当前，我县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农村群众在新冠疾病治疗药品需求量激增。在这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现号召全县各社会家庭或个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回赠家中余药，切实帮助全县同胞特别是农村群众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回赠药品以退烧类的药品为主，止咳、抗病毒等其他类型药品也可回赠。
从江县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介绍，药品是要处于保质期内，通过正规途径购买。整盒或开盒后不影响服用的散装药品均可回赠。县城家庭可以个人送达或以单位统一收集送到从江县中医医院北上院区药房，乡镇家庭可直接送到各乡镇卫生院药房。
从江县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承诺，接受回赠的所有余药由县卫生健康局统筹安排，经药剂专业人员再次确认归类后，按量配发给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经医务人员免费发放给需要的群众。并由县卫生健康局定期公布药品回赠数量和使用情况，并监督发放，严格管理。
黄平县发布的倡议书也称，在这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现号召全县各社会家庭或个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回赠家中余药，切实帮助全县同胞特别是农村群众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
此外，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号召干部职工捐赠医疗药物，帮助农村群众共度难关。
倡议书称，丹凤县城区居民感染新冠病毒高峰期即将过去，临近春节，农村务工人员开始大规模返乡，农村群众感染新冠病毒高峰期即将到来，农村孤寡老人、孕产妇等弱势困难群体缺医少药现象严重。为此，丹凤县委、县政府现向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号召全县党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奉献爱心，积极将家里剩余医疗药品捐献，统一向农村弱势困难群体发放，帮助农村群众共度难关，共同营造欢乐祥和节日环境。
所列的捐赠药品包括温度计、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类药等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有关药品。丹凤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干部捐赠地点分别在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县委工作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审判和检察机关干部职工捐赠地点在县委办。县政府工作部门、事业机构及中、省、市驻丹各单位干部职工捐赠地点在县政府办。所有捐赠地点单位负责将捐赠药品逐人造册登记。
丹凤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介绍，全县广大干部职工捐赠药品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并向社会公布。感染新冠病毒治愈后，剩余治疗药品作用并不大，倡议全县广大干部职工都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药品捐赠行列，向农村困难群体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共同守护全县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澎湃新闻记者 钟煜豪）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